在追踪和模仿好莱坞大片的艺术风格方面，《赤壁》可谓登峰造极，但只能算是得其形而弃其神，而且还丢弃了自己的精神传统，成了邯郸学步或“四不像”。一个集中的体现是，《赤壁》虽然有血有肉，但唯独没有自己的灵魂。一部经典电影不仅要靠自己的“肌体”来吸引人，更要靠自己的“灵魂”来感染人。《特洛伊》的灵魂是“为了爱情”，《角斗士》的灵魂是“为了自由”，《斯巴达三百壮士[阅读全文]

在追踪和模仿好莱坞大片的艺术风格方面，《赤壁》可谓是登峰造极，但只能算是得其形而弃其神，而且还丢弃了自己的精神传统，成了邯郸学步或“四不像”。一个集中的体现是，《赤壁》虽然有血有肉，但唯独没有自己的灵魂。一部经典电影不仅要靠自己的“肌体”来吸引人，更要靠自己的“灵魂”来感染人。《特洛伊》的灵魂是“为了爱情”，《角斗士》的灵魂是“为了自由”，《斯巴达三百壮士》的灵魂是“为了祖国”，人的价值和人性之美无不在诸如此类的灵魂中得以彰显。与此同时，观众看到的是杀戮的电影画面，但得到的却是精神的升华。然而，谁能告诉笔者，《赤壁》的灵魂是什么呢？

国家仪式的重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摸索与创新的长期过程。其中，有三个原则需要注意：其一，“礼本人情”，国家仪式需要顺应人心和民意，比如在举国欢腾、合家团聚的除夕之夜，国家领导人如能发表新春贺词必会提升节日氛围——国庆大典自然无须多说了；其二，“礼本传统”，中国的国家仪式应该有中国特色，而特色即来自传统，笔者曾提出把祭祀天地、黄帝（中华民族象征符号）、孔子（中国文化象征符号）、革命先烈（爱国主义象征符号）列为国家典礼，这就比较符合中国的传统；其三，“礼有损益”，重建国家仪式不应盲目复古，而应有所借鉴和创新，比如古代的“冠礼”亦即男子的成人仪式就比较繁琐和复杂，而日、韩、德、等国的成人仪式就比较简洁但又不失庄重，就值得借鉴和吸取。

然而，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弃学生于不顾而一马当先窜出教室的“范跑跑”就是个典型。就人类的本能而言，“范跑跑”之举情有可原，但就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中国“师者，人之模范也”的传统而言，此举不足取。问题的关键在于，“范跑跑”口口声声“以极端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挑战国民对自己不认可的价值的容忍度”，并为此得意洋洋,表明了他对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误读。如此而言，教育部发言人就此事的回应可谓妙不可当：“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实际上，孟子早就说过：“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四书”的教育,贯穿、渗透到社会、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养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这正是“四书”进中学课堂的重要理由。

因此，这次汶川地震灾难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需要儒教，需要重建儒教来解决中国人的生命神圣性与灵魂永恒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经常都会发生各种灾难，只有重建儒教才能减轻生命无常的痛苦与死亡的恐惧，缓解灾难所引起的心灵层面的问题。由于今天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乡绅教化制度已不复存在，今天需要因应中国的现实建立宗教社团形式的儒教组织，通过这一儒教组织来慰藉安抚灾难中的中国人的心灵。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宗教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精神性NGO，面对重大灾难，可以在祈福哀悼等方面引导和疏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四川地震发生之后，港台地区的佛教、道教等宗教组织在聚集人们为罹难者做法事的时候，大陆的宗教组织却基本处于“不在场”的状态。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日虽然以国家仪式的形式部分地疏解了民众的心理压力和激励了民众的精神士气，但长时间内的精神疏导恐怕还需要一些宗教组织的“出场”。

达三按：近日发生日本军舰撞沉我钓鱼船事件，不能不使人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钓鱼岛、琉球群岛和中日关系问题。达三不敏，执言如下：其一，钓鱼岛和琉球群岛乃我固有之领土，故既要保钓，也要光复琉球群岛；其二，东海油气资源联合开发只是权宜，主权绝对不可丧失；其三，中日关系取决于中国能否崛起；其四，海峡两岸应共同维护钓鱼岛和琉球群岛之主权以及东海油气资源和领海之利益，并建立协商机制。兹选文三篇，一是台湾保钓联盟之宣言；二是台湾朋友对两岸携手维护东海权益之呼吁；三是达三对中日关系之看法。有心者自能体会此中深意。西历2008年6月23日。

如今，四川地震再次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政府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抢险救灾指令，并立即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速度之快世界罕见，也为世人所称道。与此同时，网上也出现了一种希望政府通令全国降半旗为死难者致哀的呼声，顺应民意降半旗致哀可谓正当时矣。

四川地震之后，政府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抢险救灾指令，并立即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速度之快世界罕见，也为世人所称道。与此同时，人们也很希望看到并乐于参与一些必要的哀悼和纪念的礼仪活动。笔者的建议是，希望汶川情况查实之后政府能通令全国降半旗为死难者致哀，电视媒体最好减少或取消娱乐节目，慈善机构和宗教组织应充分发挥自己悲天悯人、祈福哀悼的独特作用。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言行来为死难者默哀，并告诉仍在灾难中煎熬的人们：无论有多么大的苦难和艰险，我们都会与你在一起！最后，祈愿天佑我中华！

最后，有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李教授认为凡是批评他观点就是“骂”他，所以在《去圣乃得真孔子》一书的序言中接连用了十几个“骂”字，说批评他的人“不读书，光骂人，甚至不惜制造谣言，借刀杀人，是卑怯的表现。”这使我很紧张，因为我去年也曾围绕“丧家狗事件”写过两篇评论文章，算是“骂”了李教授，但我自信尚没有卑劣到“制造谣言，借刀杀人”的地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无论是谁，李教授都大可告他个造谣中伤罪或侮辱诽谤罪。至于口口声声把别人“不读书”挂在嘴边，似乎也有些武断——即使李教授再勤苦，也未必能读尽天下书；即使读尽天下书，也未必能见识卓然；即使见识卓然，也请不要忘记“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的先贤教诲！

总之一句话，这三天带给我的感觉是心里不舒服，很压抑。我想和我有相同经历和相同感受的人绝不在少数，甚至是绝大部分国人。和谐社会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心理上的和谐安宁、幸福满足，我想，如果很多的国人心理都很压抑，都愤懑不平，这个社会不是和谐社会，或者会危及到和谐社会的建构。

最后，我并不认为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即使有的话，也是国家利益或文明利益背后的冲突。但是很显然，能否化解或阻止这种“文明的冲突”并不取决于任何一种特定文明的单向的良好愿望，而是需要各种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理解与宽容，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否则，“文明的冲突”完全有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华文明向有天下主义的传统，但重建民族主义以做好应对“狼来了”的准备，还是非常必要的。

『达三按：和中国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近现代悲惨遭遇以及当下意识形态场景的越南，近年开始隆重祭祀先祖，今年则开始由党政领导人参与。今特转发一文，对中国或许是一个启发。我从2005年开始呼吁创建中国特色的国家祭典体系，特别是提议创建祭天地、黄帝、孔子、先烈的四大国祭，有不少人表示反对甚至是嘲笑，当可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也。无论如何，通过文化民族主义过渡至文化保守主义，从而重建中国意识形态，是中国今后发展的必然之路。越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张祥龙老师关于北大立孔子像的建议及其理据，我完全赞同，但也有个小小疑惑：难道北大立起了孔子像，就能做到像张老师所说的“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头”吗？　　据说百余年来北大一直在“引领中国文化风尚”，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风尚”就是“反传统”。在此背景下，北大如果突然立起了孔子像，受到的各方压力可想而知。职是之故，如由外界特别是校友捐赠孔子像，或会多多少少[阅读全文]

于是，從政府到民眾、從海內到海外，中國人有些義憤填膺甚至是怒火中烧了，所以出現了譴責西洋人的陰謀、抵制西洋人的貨物以及海内外华人全力保護奧運火炬的論調和行動。 中國人的這些反應，实际上是恰恰中了西洋人的下懷。他們說中國出現了“可怕的民族主義”，所以一个具有“可怕的民族主義”而不是“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的中國，而且是正在崛起過程中的中國，短短的几天内，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都成了它們“最大的敵人”，这更是一個“需要敌人并制造敌人”的巨大阴谋！西洋人的這些小動作是小兒科，只有弱智的人才看不出來。悲哀的是，這樣弱智的中國人還真不少，不但看不出其中的道道而與之起舞，還動輒說中國人的“譴責抵制保護”是不理性的、不寬容的，甚至說是“義和團”或著“憤青”。 有话好好说，有事商量办，这叫理性；“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叫寬容。西洋人的巴掌都打到了中國人的脸上了，这些高明的弱智還在叫喊我們要冷靜冷靜再冷靜!這絕不是什么理性和宽容，而是麻木不仁、無動于衷！

北京大学不是一般的学府，她是传承中华古文明的最后一个王朝，为了应对西方侵略造成的文化危机，在其变法维新之际，采取的一个教育变革措施的成果。当时称她为“京师大学堂”，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功能，是古来“太学”、“国子监”的直接传承。可以说，北大是国子监的现代版，是中华文明通过教育来承接自家道统、赢得时代机遇的正脉嫡传。就此而言，北京大学的校史要比现在讲的长得多，今年要庆祝的不只区区１１０周年校庆，而应该上溯起码数百年（有清一代），乃至两千年（西汉太学），并追溯到孔子的杏坛施教及西周之辟雍设学。在此具有文化神圣历史性的地方，竖立使这个文化得以神圣、得以历时弥久的圣人之像，是绝对必要的正名之举，义不容辞之举。不然这个学府就会流于一所随全球化潮流漂泊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此大学非彼大学，这里除了要学习西方之外，更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

传统清明风俗很多，如踏青、插柳、放风筝、荡秋千等，但要之以祭祖扫墓为核心，折射的则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论语》）和“报本反始”（《礼记》）的文化传统。但在今天，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却身陷重重危机：其一，经过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激烈颠覆，中国的礼仪传统近乎断层，固有的文化精神缺失严重——跪拜祭祖通常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甚至是“培养奴性”的东西；其二，当我们好不容易摆脱“文化自虐症”而试图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时，又不期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商业化的嘲弄——成千上万加入外来宗教的人放弃了祭祖扫墓的传统，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公祭则亵渎了祖先的神灵；其三，更为关键的是，现代社会出现许多不利于清明文化传统的因素，比如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使越来越多的人“追远”变得异常困难，而中国特色（独生子女）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出现则有可能从根本上断送清明文化传统。

世迁时异，但人类的基本价值和理想信仰不会改变，这就是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就目前而言，我担心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中国文化复兴过程中的政绩化、商业化、庸俗化等现象，尤其是恶搞中国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一股“倒春寒”，要靠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才能加以纠正。

其一，国祭应该有国家主要领导人参与。或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一人亦可）亲自参加，或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另外变通的形式，是他们以私人身份参加。还有一种可取的形式，是以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的名义致祭。 其二，国祭是中国的国祭，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的国祭，因而应该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或说要有中国传统祭礼的底蕴，比如三跪九叩、钟鼓齐鸣、礼乐合一等不一而足。目前的一些所谓国祭，参与者往往穿西装、献花篮、三鞠躬，场面更似一群国际友人而不是中国人来搞祭祀。

对不能确为信史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和司马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治史原则加以处理。进一步说，对古书中记载的瑶姬及其助大禹治水的事情，我们既不能断然否认，也不能完全确认。但是，有一点却很明确，那就是纪先生所说的大禹和瑶姬的所谓“婚外情”，于文献无征，而所谓作为“定情信物”的“红宝书”也只不过是纪先生一厢猜测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断不可节外生枝给大禹演义出一段风流韵事来，否则就是厚诬古人、栽赃大禹。遗憾的是，纪先生恰恰就犯了这样的一个忌讳，把好端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故事讲成了一个演艺圈的“纪氏八卦”！

面对各种网络弊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皆倾向于从立法角度加以应对，因为立法更直接便当。但是，法律虽对网络犯罪有预先警示的作用，但也有“马后炮”的弊端，诚如司马迁所言：“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与此同时，法律对网络上大量不道德、不文明的现象也往往是束手无策，或者即使想加以规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新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艳照门”事件，与其说是一个法律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网络道德问题。孟子有句话，叫“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意思是说，只有善心和良法都不足以治理好国家，而是必须实现两者互相配合。这句话带给我们的启发是，纠禁各种网络弊病也要“两手抓”：一手抓网络立法，使“硬的更硬”；一手抓网络道德建设，使“软的更软”。

经典是历史大浪淘沙的结果，也是民众长期选择的结果，绝非一两个人即可定夺或者推翻。冯友兰先生曾经借用杜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诗句，来说明批评文学经典者的历史结局，还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任何文学经典都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不是不可以进行学术讨论，但一个最好的办法是：如果你不承认它是经典，你可以不去读它，但你没有必要去菲薄它。

但是，上面的分殊绝不等于我们是在提倡骂人。很显然，骂人是一种不道德、不文明的现象，至少它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黄金律。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骂的人奉行的往往是儒家的“以直报怨”而不是耶教的“以德报怨”，像苏格拉底那样“骂不还口”的人少之又少。因此，我们也就或多或少耳闻目睹过因骂人而造成的各种人间惨案，这就是骂人的危害。所以，尽管骂人是一种“情感发泄的方法”，但做人论事更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使自己成为一个合乎道德和遵守礼仪的文明人。有些人固然可憎，但他们受到的应该是道德的批评、舆论的谴责甚至是法律的制裁，而不应该是污言秽语的谩骂——我们不能因为对方没有道德，而使自己变得也没有道德。

进而言之，“标志城”应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即吸引人们把到曲阜的“观光之游”变成文化之旅、心灵之旅、精神之旅，或者干脆说就是变成“朝圣之旅”。有人会以为这样的要求过于苛责，但我所不理解的是，耶路撒冷是犹太文化和耶教文化的圣地，麦加是穆斯林文化的圣地，难道中华文化就不能有一块没有功利目的和商业色彩的“圣地”？难道中国人就不应有一块荡涤心灵尘垢的“净土”？难道中华民族就注定了是一个世俗化、功利化的民族而为外人所诟病？想想那些每年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我常常为国人文化信仰的游移与浮躁深感汗颜。坦率地说，我认为能不能吸引人们把到曲阜的“观光之旅”变成“朝圣之旅”，是“标志城”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对其主办方的一个重大考验。

现在的问题是，也应考虑把“通识教育”开进中小学——台湾就有些中学出现了类似的选修课和讲座课。当然，中小学的“通识教育”肯定和大学的有所不同，可考虑如下几个内容：一是“经典课”，以《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适合背诵或理解的经典为主；二是“习礼课”，以研读和演习中国传统的礼仪为主；三是“艺文课”，以诵读诗词古文和琴棋书画等游艺性内容为主——日本人曾自豪地说：未来的书法艺术在日本，因为几乎每个日本儿童都练习书法！我们知道，目前开办私塾，其要也不过是讲授这些内容。而把这些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既能避免私塾运动的尴尬，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弊端的一种纠正。更为主要的是，“通识教育”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普及于所有的孩子，而不仅仅是那些进私塾的孩子。

弟尝读《左宗棠传》，不禁掩卷长叹息而感先人开疆拓土、保家卫国之不易，又念汉武、康乾以及王大将军之虎魄雄见，盖皆宁留历史骂名不贻害子孙也。

在中國的傳統中，孔子是“師”的典型，而據我們現在對于歷史底知識，這個傳統是有事實底根據。孔子是中國頭一個成功底“師”。他的精神，行為，無處不是“上繼往圣，下開來學”。以他的生日作為教師節，實在是再合適沒有底了。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有着如此大的差异，为何还要和它们一起并列为“文明古国”呢？此外，即使一个人活了五百岁，只要他还没有去世，我们就不能称他为“古人”。同样，中国文明数千年连续一贯一直到今天，仍是一个活泼泼的文化生命，所以我们也不宜称中国为“文明古国”。 职是之故，国人应该逐渐走出中国是“文明古国”的认识误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特征和价值，并加以继承和弘扬的时候了。

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表明中国开始重新审视和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意味着孔子重新被确立为中国文化的枢纽和标志，这是扭转百余年来国人批判孔子和中国文化现象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近世以降，中国文明饱受摧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数典忘祖，投身于西洋文化怀抱，入主出奴，“言必称希腊”，丧失了学术上的自主性。而今，这种习惯并没有因为“中国崛起”而有所改变，相反却在潜意识里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自我殖民”现象，动辄抬出“洋大人”唬人，什么问题都要拿西方的标尺来衡量下。此种局面不加改善，则中国文化主体性永远无法挺立，中国文明必将沉沦下去。

对于陈明远一些有悖常识的看法，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陈仲丹认为，这只能说明他是个外行。一个外行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有某些误读和不成熟的判断不足为奇，只要他潜心学习，不断进步，外行就有可能变成内行。

[提要] 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语出惊人，称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规范，中国应出局。据学术界观点，我们不该说“国”而应称为“文明地区”。年代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地区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国外权威历史著作都找不到四大文明古国的正式说法。看来这种说法只在我国流行。

无论如何，实施规模庞大的文化工程，都需要慎之又慎。特别是，文化工程里面切莫有“铜臭气”。毕竟，脚手架搭建不起来文化大厦，因为文化的根基在于人们的心灵和信仰、遵从和践行。

传统永远都是一个“在路上”的“进行时”，生生不息、传承不已。2007年是中国文化复兴事业取得长足进展的一年，但活动、倡议、争论之类的形式化的东西太多，而作为文化核心要素的价值观念的回归和重建则稍有逊色。不过没有关系，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文化建设是比慢而不是比快的，因为惟有慢，才能厚重和弥远。2008年是中国传统节日法定化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借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特色和魅力的“中国年”。完全有理由相信，2008年中国文化的自觉性和主体性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西邻之子呼西邻之父为父天经地义、名正言顺；东邻之子呼西邻之父为父则乖乎情理、名不正言不顺。在今天，如果想走出文化无意识，避免中国“耶教化”，保持中国的文化特色和复兴中国的礼乐文明，就有必要认真考虑对中国人习不察焉、言不思焉的耶教文化符号进行正名。耶稣是人名，是耶酥创立了耶教；信奉耶教的人尊耶稣为“基督”，意指“上帝”选中的人间“救世主”。所以“基督”对耶教信众而言，是一个高度神圣性、崇拜性、归属性的情感性称谓。如果一个人不信奉耶教，就不宜呼耶稣为“基督”，也不宜呼耶教为“基督教”。否则，就会像东邻之子呼西邻之父为父一样滑稽可笑。

王达三认为，中韩文化之争基本上是个文化层面、学术范围的民间争论，只是中韩关系的一个小小插曲，不会影响中韩友好大局。中国人应客观理性地看待中韩文化之争，并对韩国人的做法给予适当的包容，从而体现出大国国民的文化修养和心理素质。孟子曾说过：“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此外，中国一些网络作品和学术作品本身也缺少严肃性，如“孔子就是丧家犬”、“李白是小混混”、“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曹操原本是女人”等引起过人们广泛议论的新奇言论。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这些质疑和颠覆之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威胁。

一年过去了，2007年的西方传统圣诞节将至，圣诞气氛再次浓厚起来。12月17日，新民网再次连线王达三和周锋利，王达三向新民网表示，今年没有新的活动，他呼吁大家慎对圣诞节的立场不会改变，倡议书中的观点在未来30年至50年内都不会过时。

其一，加强保护和纯洁汉语言文字力度。亲近和保护母语是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通行做法。比如，法国规定法产商品的商标必须使用法文，韩国主张“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创造”，俄罗斯甚至把保护母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以“说我汉语，写我汉字”为荣的观念；培育和营造亲近与保护汉语汉字的环境氛围；继续加大普通话推广力度；建立健全“小学→中学→大学”语文课程体系；规范汉语发音汉字书写；走出英语崇拜弱化英语学习；降低外文污染保护汉语纯洁，等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提出“学习母语是一种权利”，并把每年的2月21日作为“世界母语日”，建议中国把每年2月21日确立为“中华母语节”。 其二，实行繁简并用文白并行的双轨制。鉴于推行简体字和白话文已有不少年头，短期内完全恢复繁体字和撰写文言文，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可考虑采用繁简并用、文白并行的双轨制。比如，加大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至50％；各文本原是繁体字的则繁体之，原是简体字的则简体之；今人的学术著作，应允许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繁体字印刷出版；在一些民间活动、文化活动、华人活动中，应允许使用繁体字，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人们做到“识繁用简、读文写白”，使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朗诵经典和古诗词可使人们亲近和熟悉文言文与繁体字，建议以每年夏历三月三（传统风筝节，孩子们的节日）为“中华诵读节”。 其三，引导国人勤练书法重展书法魅力。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书法教育，三尺蒙童入私塾即要“日课三千”，直到民国时期的小学还有“习字课”。如今，电脑的使用已经使人们懒得握笔写字，大中小学早已没有必修的习字课，家长们宁可让孩子修英语、音乐、舞蹈、美术等所谓特长，也不愿把孩子学书法。相比之下，日本倒是很重视汉字书法教育，每五、六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练过书法，正式场合下日本人都会用毛笔写信签名。我们有必要告诫人们尽量减少使用电脑打字而多握笔写字，大中小学有必要设置习字课。写字练字的目的不仅是传承书法艺术，更主要是传承汉语汉字和中国文化，建议以每年夏历九月九（传统重阳节，老人们的节日）为“中华书法节”。 其四，推进全民读书运动重建书香社会。网络时代人们的阅读呈网络化、碎片化、快餐化趋势，而阅读纸面文本和传统经典的机会则越来越少。网络阅读使人的阅读支离破碎，使人变得浮躁喧哗；不阅读传统经典则使人们的精神游荡无根、散乱无绪。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很重视经典阅读，比如俄罗斯三岁的孩子就会朗诵普希金的诗，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是美国式的经典教育，《源氏物语》在日本几乎是每家一册。所以，我们有必要引导人们不能沉溺于网络，鼓励人们在闲暇时刻捧书阅读、潜心阅读，特别是要阅读传统经典，使中国成为一个油墨飘溢、书墨飘香的社会。建议以夏历十二月八日（传统腊八节，寒冬正是读书好时节）为“中华阅读节”。 其五，引领国际汉语汉字规范统一活动。汉语推广的成效已见诸于孔子学院的迅猛发展，但国际上汉字的规范和统一还因繁简之争而存在很大困难。依笔者意见，如果有助于促进台海两岸统一、增进海内外交流合作、重建文化中国和提升中国软实力，则中国大陆宜放弃简体字“一尊独大”的心理，或考虑恢复繁体字，或采用繁简双轨制，至少是要引领和推动国际汉字的规范活动和统一进程。正如孟子所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须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争取的应是整个天下，而不是中国自身，汉语要像英语一样成为国际性语言，就必须做到汉字的统一。建议推动设置一个“国际汉语汉字节”。